袁泉：如鱼，得水_时尚芭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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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她是“戏剧的袁泉”，退一步，她是“生活的袁泉”，两者互不打扰，又相辅相成。投入戏剧和创作的时候，袁泉会有种鱼回到水里的快乐，但她知道，真正的“水”是生活的洪流，人生的课题，始终是学习生活的全部。

2023年的那个下午，袁泉本来只打算和老友相聚，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在座的有刚从瑞典回国的张可，翻译的工作之外，她也从事戏剧构作，那天她带来了两个重新校订完的剧本，想和这群朋友一起分享这两个浸透了她心血的作品。

大家很自然地读起了剧本，用一个小时读完较短篇幅的故事后，都觉得意犹未尽，又打开了另一个长篇，虽然只是通读，也用了近三小时的时间。结束后，袁泉心里起了一个念头：“那两个剧本都走到我心里去了，我很想再和它们有进一步的连接，想做一次剧本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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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实现可能，就是一个月后即将开幕的阿那亚戏剧节：这个在海边举办的戏剧节拥抱各种实验性的戏剧形式，充满了流动的观众，它不追求完整和完美，更在意发生和过程——而且，它还特别设有“剧本朗读”的板块。袁泉当晚就致电孟京辉导演，问：“我们能来玩儿吗？”导演表示热烈欢迎。袁泉郑重邀请了好友焦刚担任剧本朗读的导演，由张可担任戏剧构作，然后袁泉又邀来好友赵倩，四人小组至此集结完毕。

大家选择的剧本是《老女孩》。它的原作名为《伊氏韵律操女孩（Idlaflickorna）》，是瑞典诗人、剧作家克里斯蒂娜·隆（Kristina Lugn,）于1993年完成的独幕剧，讲述的是两位素不相识的女人在一个度假胜地偶然相遇的故事，在她们的对话中，逐渐浮现出关于这两个女人命运的一幅扑朔迷离的图景。“伊氏韵律操”是瑞典一度全民练习的一种体操，因为担心中国观众对此背景不熟悉，所以克里斯蒂娜建议将文中反复出现的“老女孩”定为中文译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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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开始进入准备阶段的时候，袁泉意识到自己还是低估了这件事的难度：外国戏剧在落地中国的时候始终存在一个“翻译”的问题，它不仅是显性的遣词造句，更在于不同国度、不同文化和不同生活状态里细枝末节的校准。整个剧本完全以对话呈现，像诗歌一样充满了象征和隐喻，导演焦刚的感觉是“全文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句号”。张可在翻译过程中已经把文本“嚼”碎了，她依然担心，这样高度风格化的语言，如果想要营造一种抽象的氛围，同时让演员的表演去除“外国译文腔”、显得自然且生活化，这个过程一定充满了挑战：“如果我们拿腔作调，观众们不会收获真诚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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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对袁泉的舞台台词充满了信心；“她有一种非常突出的领悟力和表现力，既能保留她本人的风格，又有主动贴近剧本风格的能力，台词的细腻程度，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此外，张可曾在原作者去世前与她深聊过几次，这份幸运让张可得以窥见创作者的第一视角，而不是停留在一个“他者”的层面，只能凭主观琢磨文本。

袁泉和团队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准备，每天从早排练到晚，遇到的困难、投入的心力，都和准备一个真正的角色相差无几。“你需要花许多精力在文本的理解上。你如何在心中翻译它、感受它？文本挖得越深，就越想要把每一句台词背后的内容捋清楚，想把情感的整条线索串联起来。”

到后来，所有人几乎都能做到完全脱稿。达到那样熟悉的程度再去做剧本朗读，袁泉觉得“就像鱼回到了水里”。

“当然，你可以用一些手势作为小小的辅助，但多了就是‘演’了。我理解的剧本朗读，就是要真的从台词中去感受这部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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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去阿那亚的前一周，团队突然被告知，因为另一部戏出了状况，他们的演出地点将从原定的书店搬去蜂巢剧场。“这两个场地的‘场域’完全不同，突然加码，我们的压力一下就来了，但劲头也上来了：剧场能给你灯光，能给你音乐，难道你不用吗？我们已经把各种准备夯实，有能力把它呈现在舞台上，这是给我们认真准备的赏赐。”

如今，我们仍然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那些曾身在演出现场的观众的留言——听一场剧本的朗读，他们却能对这部戏产生强烈的共鸣。将声音放大为戏剧主体，这场实验让袁泉和朋友们都感到心里涌出一些妙不可言的东西；这种介乎于私人阅读和公众表演之间的呈现方式，也给予了所有人意料之外的能量。

这让袁泉体会到了一种回到创作原点的纯粹快感，“我们自身对于剧本的理解能力又到了哪一步？这种自我观察的反馈，让我和小伙伴们都高兴了很久。它能带给你能量，在后来好几个月，甚至到第二年的同一个季节，只要听到当时现场的音乐，都能让你激荡起来。”

袁泉芭莎电影十一月刊拍摄花絮

2026年，国家话剧院时隔十三年后重排《青蛇》，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导演田沁鑫顺道邀请袁泉一起观看排练。看到排练场里一群年轻的面孔，袁泉有点感慨：“他们对自己的角色有强烈的信念感，而且非常松弛，他们需要的只是在舞台上进一步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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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偶尔也会怀念起十几年前，《简·爱》《活着》《青蛇》几幕话剧接连上演期间的那份疲倦：每天她都磨磨蹭蹭到最后一个离开后台，回家的车上，看着长安街上的路灯一盏盏晃过去，怅然如游梦。那种疲倦源于她在舞台上每一分钟的尽心尽力：她所接受的戏剧基本功训练，都以舞台上不佩戴微型麦克风为前提，需要演员把每一句台词清晰地传递到最后排的观众耳朵里。“那时要练‘放声’，所以真的非常重视台词的练习。演员戴麦了之后，气息是完全不一样的。”

后来的话剧演出中，演员普遍都使用麦克风，但袁泉始终怀念那个靠长时间定心练习换来舞台上底气和信心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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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留神，曾经付出过许多艰苦心血才得到一点结果的事情，仿佛已经留在时代的上一页，但偶尔，以为被留在旧日的种子会突然开出花来，即使回看当时已经隔了陌生感，袁泉也为彼时尽过全力感到欣慰。

比如她没想到，时隔十年后，电影《蜂蜜的针》会在今年年初上映。这是一部很特别的作品：编剧以情绪而非情节推动故事的叙述方式，让整部作品跳脱出既有的戏剧逻辑。

电影《蜂蜜的针》海报

”塑造支宁的过程，袁泉感觉就像“一个短跑运动员努力鼓励自己跑了一场马拉松”，也进一步看到一个角色对演员的要求：对人性洞察的深度，对演员本身容量的纵深度的拓展……“就是在演员自我修养的这条路上，探索永无止境。”

袁泉在电影《蜂蜜的针》饰演支宁角色

但在现阶段，袁泉很清楚表演创作并不是她眼下最重要的事。“我暂时没有完整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新的创作中，但会力所能及地见缝插针。”

有一些计划始终在她的清单里，比如排演契科夫的作品。“说了十年也没有成型，但还是有可以做的空间。”她想，或许自己还是在等待某个契机。“我希望自己能够勇敢地去尝试、勇敢地去开始。”

两年前，袁泉和歌手曹方一起录了首《今天我们》，还参加了她“黑色香水”二十周年的巡演。提到这一段，袁泉的语气都雀跃了起来：“那是很开心的事情，属于生命中的幸福。”她一直很欣赏曹方：“看她的人、听她的歌，就是在山河湖海间踏实地生活、行走着，边走边唱。

袁泉和歌手曹方一起演唱民谣歌曲《今天我们》

袁泉甚至完全不会把录歌这件事归入“工作”的范畴中：“这首歌，就是一个朋友来邀请我来到她的生活和她的创作中。”她们一起在录影棚录歌的部分顺畅而快乐，去当演唱会上的嘉宾，袁泉也没有泛出“歌手”的紧张。“毕竟那么多年没这样唱歌了，上台前还是有点忐忑，但对我来说，充满乐趣的是参与这件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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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则始终未变，但现在她更在意在抵达终点的过程中并肩的人和一起看过的风景，他们都远比终点本身更有意义。

《老女孩》的剧本朗读点燃了袁泉久违的热情——在那之前，她差不多已经有三年时间没有进组了。阿那亚的三场朗读会结束后，她没有恋恋不舍。

“我非常清晰，我能给的时间和精力就到这儿了。”但这给了袁泉一种新的创作启示，如果一部作品暂时还没有完整成型的条件，可以用剧本朗读的方式构建一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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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袁泉又和张可提起了许多年前她们讨论过的剧本《细节》，想再次在阿那亚戏剧节做一次剧本朗读。“第一次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还没当妈妈，一晃那么多年后又捡起来，我们都经历了那么多人生和工作的变化。当初我的年龄适合演年轻女孩艾玛，现在我已经要演年长的安了。从艾玛到安，多有意思。”

项目没有任何费用，所有人都“用爱发电”。袁泉发消息给啜妮。“我说：‘小妮子，你愿不愿意来加入我们一下？’她那么忙，还是立刻答应了。”韩青和张炜迅也一起加入，四位专业演员在面对这个剧本时，依然感到困难重重。“这一次的艰难很有意思：角色说出来的台词可能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所思所想，他们心里有着第三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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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前一样，他们再次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文本捋清，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身上起了些潜移默化的变化。

“琢磨一个剧本的过程中，你的所有感知都被放大，你能感觉到一个人的真实存在。坦白说，两次朗读的剧作本身和我进行时中的人生有一些交互，它们帮助我去理解某一种生命状态的定性。它们为我提供了完全自由的空间，也极大地滋养了我。在我的感受里，就是找到了一个新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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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里，袁泉更习惯的身份是“生活里的袁泉”。“可能我更多时候都在思考的是未来一周，甚至是今天和明天的问题：家里老人的身体状况是否稳定，孩子的生活、学习是否安排妥当。”和生活具体琐事的链接越来越紧密是因为家人需要，但这也源于袁泉一种自我意识的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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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前几年袁泉在拍戏时受的腰伤到现在都还有影响。我们聊了半小时后，她不得不站起来活动一下，然后我们就一直站着聊完了后半程。年少时以为“未来”会一直如鲜艳的旗帜在风中猎猎飘扬，人到中年，会在某个时刻突然意识到，原来它会变脆、会暗淡、会碎成棉絮。袁泉有点无奈地一笑：“到了这个年龄就知道，哪有什么从容？每天都好像连滚带爬。”一次她去看音乐剧，坐在观众席上，心里突然涌起了巨大的悲伤：“我感觉我再也没有办法在舞台上那么自如地调动自己的身体了。”

康复训练漫长又波折，她不断要面临这样或是那样的小问题。“整个身体是联动的，慢慢我也接受了它的变化，然后跟着它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前她总是会想象一种生活，想象一个开始，“好像总想去寻找一种生活之外的快乐”，但现在她明白，所有一切都只存在于真正的生活里面。“你可能以一种拖泥带水的方式活着，但‘泥’里是五味杂陈，‘水’里有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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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泉曾读到一位作家这样描写她的生活：当她开始准备写点什么的时候，炉子上的水开了，又发现昨天洗的衣服还没有收。她以为把这些都完成了才能开始写作，但有一天突然惊觉，以上所有的事情才是生活本身。“我想，这不就是我吗？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被允许拥有一个更纯粹的创作空间，它可以和真实的生活有清晰的距离。但现在，这两者之间的边界渐渐融合交互在一起，人生变得更直白和粗粝，它好像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展露一些真相。”

在这种“肆无忌惮”面前，袁泉反而更自在了些。今年夏天过去，她发现一份缠绕了很久的执念随着暑气消散了。“其实到今年上半年，我都还有种特别的执着，就是永远期待把全家人聚拢在一起，回归我们小时候的快乐。”她很肯定，那份快乐没有年岁赋予的滤镜，也不是回顾相望时因为对当下的迷惘才升起的希望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