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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探案3》开机前，陈思诚去日本拜访了铃木保奈美和三浦友和。
“相谈甚欢。”陈思诚说，合作很快就敲定了。他还说自己一直很喜欢《东京爱情故事》，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和铃木小姐再合作一部《东北爱情故事》。
陈思诚是沈阳人。东北人天生都有几分幽默感，“一方水土一方人”，他解释说，是因为这块土地的生存环境艰苦，冬天很冷，天很早就黑了，晚上大家只能坐在炕上“逗咳嗽”，聊天、讲段子，乐观和幽默都是憋出来的。
陈思诚小时候，妈妈在工厂里工作，陈思诚经常去玩。当时，中国重工业的一半几乎都踩在沈阳，踩在铁西区。他印象很深，整个铁西区密密麻麻全是工厂，都是上万人的大型工厂，每个工厂都很像——铁栏杆的大门，长长的一条路，延伸到很远。每天早晨，无数的工人涌进去，等到下班时间，无数的工人又走出来。
冬天下雪，天上是白的，落地以后是灰黑色的。陈思诚想，如果他要拍一个发生在家乡的故事，应该就是这种色调和画面，“带有非常强烈的钢铁质感”。
陈思诚看过新生代作家双雪涛的小说，觉得亲切——不只因为他们是老乡，陈思诚说，双雪涛的笔锋“很接近传统”，在他的文本上，能看到当年那些名家的影子。
“那个时候的书是真的很好看。”陈思诚列举了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读过的一批作家，莫言、苏童、王朔、贾平凹、阎连科、王小波、梁晓声、余华……陈思诚称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自己曾如饥似渴地读各种小说。如今传统文学已经不复当年的状态，好多作家都已经封笔，不怎么写了。“一个巨大的遗憾。”陈思诚感叹。
读书读得不过瘾，他还自己写，十几岁就写武侠小说。陈思诚说，他一直有想讲故事的欲望。
2008年，陈思诚30岁，创作了人生中第一个电影剧本《奇迹》，讲的是什刹海体校的一名天才拳击手，和哥哥相依为命的故事。陈思诚想请姜文来出演哥哥一角，托人转交了剧本。但由于资金问题，这部电影没能问世。
那时候，陈思诚的主要精力还在演戏上，演的大多是草根创业、农民进城之类的角色。
“不是我总接那种角色，而是那个时候电视剧的主要方向就是那些。”陈思诚回想自己做演员的那些年，电影市场尚未成熟，没有多少类型片，电视剧类型也不多。“我们那时候哪有什么玄幻、仙侠，压根没有，对吧？”
他更愿意把一切总结为“时势造英雄”。《唐人街探案》这种新类型的电影被市场接受，让他看到自己的使命或许不在于做演员，而在于当下。
坐在厦门凯宾斯基酒店11层的套房里，陈思诚背对着一整面落地窗，白T恤、黑裤子，脚上踩着酒店的拖鞋，坐在梳妆台前的转椅上任由造型师摆弄。陈思诚大多数时间目视前方，化到眉毛时眼睛微微闭着，镜子里映出身后的几位工作人员，有人不时递上一瓶水或是一杯感冒冲剂。陈思诚嗓子有点哑，一脸疲惫相。金鸡百花电影节活动期间，他参加了几场论坛。
采访当天是电影节闭幕式，陈思诚要率《唐人街探案3》剧组在红毯上亮相。在那之前，他还要和厦门市主管文化宣传的领导见面，之后赶回闭幕式现场彩排。时间很紧，妆发一结束他就被工作人员催着换衣服出门，采访不得不就此中断。
最初的时候，陈思诚听到的更多是质疑声。在传统认知里，推理和喜剧是两个矛盾因素——推理要求极强的戏剧、悬疑氛围，喜剧一旦介入，“很容易把这个氛围的气给散掉”。
陈思诚找其他的编剧或是朋友聊，人家上来就说，这能行吗？但陈思诚还是决定试一试，人在高度紧张下做很多动作是变形的，他断定，这已经具备了喜剧性。
2015年12月31日，电影上映，最终拿下8.23亿票房。
他原本想让《唐人街探案》在贺岁档之前上映。“这样的话，经历圣诞、元旦，它就能跑得很好。”他的目标是希望票房能够破10亿元。尽管这是一个新IP，但整个团队都对质量特别有信心，觉得一定要走长线。
上映之前，王宝强陪着陈思诚跑了一个多月路演。王宝强夸陈思诚是导演天才，敏锐地抓住了电影市场的一个空缺。“喜剧风格多，探案这个类型的也多，但结合在一起的还真是没有。”
陈思诚不想当天才，“天才容易夭折”。
再次见到陈思诚，是在北京东四环一家影城的休息室里。他穿着一身黑，头戴黑色棒球帽，坐在聚光灯下。当天，陈思诚是以电影《误杀》的监制身份接受媒体采访。这部电影翻拍自2015年的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陈思诚看过原版，发现它“留了很多口子”。
“我觉得自己也曾经被人‘误杀’过。”陈思诚说，这些年总有人误会他，指责他的人品或是说他油腻。
“其实了解一个人需要很长时间的接触，甚至需要一辈子。你知道我的人品到底是怎么样的吗？人本来就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的动物，你不能听说一些捕风捉影的事，连我的面都没见过，就给我下定义，说我是这样的那样的，我觉得这本身就很可笑。”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人都是一个发声机，人人都可能是一个记者、一个媒体，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言之凿凿地对其他人进行评判。”他将《误杀》的英文片名定为“sheep without a shepherd”，圣经里的解读是“乌合之众”。陈思诚说，这是他想在这部电影里表达的命题，否则，他不会选择翻拍。
2012年，他曾自编自导自演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讲述四对男女在北京打拼的经历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电视剧播出后一炮而红，有投资方找到陈思诚，劝他趁热打铁再拍个电影版。起初他不愿意，觉得自己想讲的东西已经在电视剧里说得差不多了。
后来他不知怎么突然想通了，决定沿用《北京爱情故事》的名字，讲一对恋人从小到老的故事。2014年电影上映后，陈思诚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是在用一个空间的方法讲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比起电视剧，电影在叙事上做了突破。
而对于和他一起经历了三部唐探电影的演员们，他说：“如果第一部大家都还在找感觉，我觉得到第三部的时候已经如入化境里，宝强、昊然他们随时就是那个人。”
这一次他在创作剧本时给了唐仁和秦风很大的人物弧度。“包括大家一直希望看到的所谓秦风的黑化，这次都有探究。”
拍戏的过程总是不会一帆风顺的。为了拍秋叶原那场戏，陈思诚没少着急上火，不断跟日本当地协调、报备。最后工作人员告诉他，只有两天，每天是早晨6:00-9:00的三个小时可以拍。
第一天拍得挺顺利，第二天工作人员刚到现场，就下雨了。“全场的人都傻了。”陈思诚说，因为那两天是一场戏，如果第一天没下雨，第二天下雨，就不接戏了。
他当时就坐在那儿想怎么办，“总觉得老天可以帮我”。后来果然下了大概十几分钟，雨就停了。“那十几分钟是很煎熬的。”他说，但雨停的那一瞬间会感觉人的意念是无比强大的，甚至能翻云覆雨。“老天眷顾像我们这种专注做事的人，雨就停了。所以其实我们这行业真的是靠天吃饭。”
陈思诚说他更愿意成为像库布里克那样的导演，而不再只是一名演员。
库布里克一共只拍了十几部电影，“但每部电影都不一样”，陈思诚举例说，库布里克能拍《闪灵》，又能拍《全金属外壳》，还能拍《2000年太空漫游》，最后却拍了《大开眼界》。“这老头特别牛，他从不重复自己，他通过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通过拍电影这件事在丰富自我。”
陈思诚觉得自己拍《唐人街探案》系列也是如此，在不同的国家拍摄，了解不同的民族，体会不同的人文是如何形成那个国家的现状。“创作过程中我不仅是在付出，我也在学道。”
他很享受自己现在的状态，并且游刃有余，所做的一切都更主动，更能为自己负责。
演员曾是他赖以生存的唯一职业，是全部收入的来源。“很被动，受控于命运的青睐。”陈思诚不否认，有时候演员拿到剧本明明不喜欢，但钱给得高，就得去，因为要生活，要买车买房。“你知道我又做不到完全艺术家那种，不好我就不接，那我饿死吗？”
他遇到过剧本差，或者导演拍得不对的情况。“可他就那么拍了，还逼着你演一种特别错误的表演，很可怕的。”
遇上这种事儿，要么真不懂也行，要么就想赚那钱，装傻就完了，陈思诚说：“但我又做不到，后来就会有一些摩擦，别人会觉得我不好合作。”
这些年，能让陈思诚认可的外界评价不多，其中一个来自知乎上的一篇文章，作者说他是进取型人格：“做事目的感很强，可以说是有规划，也可以说很精明。”
他看了之后觉得挺有意思：“说得有点道理。”
前不久，三亚电影节闭幕的那天晚上，几位同行一起吃饭喝酒，邓超对他说：“思诚，你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东西了。”他俩在戏剧学院是师兄弟，邓超比陈思诚高一届。
在学校汇报表演时，陈思诚几乎都是自编自导自演。“那时候就挺成功的，只要是我的段子，很多其他系的同学都会来看。”
在他看来，所谓的进取型人格，无外乎是想更多地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也更多地认识和了解自己。他觉得生命特别短暂，名利都是带不走的，唯一能带走的就是体验。“但你只有往上走得更高，拥有更多的经历和可能性，才能更宏观地去看这个世界。”
“咱俩能不能舒服一点，坐在那儿说啊。”陈思诚下巴一扬，指了指后排的沙发。
脱下外套后，他明显放松了许多，倚在沙发靠背上，主动说起了孩子。“等下陪我儿子先吃个饭。”他很享受做父亲，“觉得一个不够”，眼里满是笑意。
陈思诚在孩子的身上解锁了学习能力的密码。“他所有的感受是打开的。”说着便张开双臂，“他对这个世界是完全拥抱的，像小海绵一样，迅速吸水。”
眼前的这位父亲希望自己能像孩子一样，对世界抱有特别多的渴求和思考。他看过任正非的采访。“我发现这老头学习能力很强，一直在学习和理解新鲜事物，我觉得这事很重要。”
2018年，陈思诚过了40岁生日。他越来越相信宿命。“我为什么会变成今天的我？这没有办法去寻本溯源，找症结所在，是无数个偶然构成了一个必然，没有巧合。”
他说自己有优点，也有特别致命的短板。再追问下去，他又说不太愿意完全剖析自己。
“我不觉得这是你愿意去剖析自己、展现自己。”他说自己越来越明白“沉默是金”，“你像一傻孩子一样，看似很勇敢地在说一些话，后来你发现屡次遭到别人的误解，甚至断章取义。其实我自己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我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变了。”
不想直接地去表达，陈思诚把很多想说的话都藏到作品里。“我现在创造力特别磅礡。”
拍摄第一部《唐人街探案》时，他已经有了系列电影的想法，等到第二部出现了“侦探排行榜”之后，他发现这个IP具备了打造“宇宙”的可能性。“排行榜是可以不断更新、换人的，它会变成唐探创造的土壤。”
2014年，陈思诚曾与宁浩、郭帆、路阳、肖央等人，一起赴好莱坞学习。在那儿，陈思诚理解了什么是“全球视野”。
他记得特别清楚，《诺亚方舟》在梵蒂冈首映时，预告片被剪成了一个宗教故事。“后来他们又给我看MTV频道上的一版预告片，变成了爱情故事，因为MTV的受众都是年轻的少男少女。”陈思诚说，“我们的宣发显然还达不到这种状态。”
他发现，越大、越好的电影公司，对票房的依赖反而越小。以迪士尼为例，每年在全球收割的票房达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但财报显示它的年收入对电影票的依赖仅在27%左右。其余都来自“内容+”，包括大量的衍生品授权、流媒体、主题公园、游戏。“迪士尼是一个内容公司，它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可以进行产业化的。”
相比之下，他觉得当下太缺少具备产业思维的创作者。“产业是土壤，我们所有创作者都依附于土壤，如果产业死了，我们就不可能活下去了。”
这几年，陈思诚也在签约新导演，他所监制的电影《误杀》的导演柯汶利，同时也是明年即将上映的网剧《唐人街探案》的导演之一。
陈思诚甚至已经在规划，《唐人街探案3》之后，如何跟游戏公司合作一款游戏，跟衍生品公司合作推出衍生品，未来甚至会做主题乐园、漫画书、动漫电影……
陈思诚要求自己和团队，作为内容的原发者，要从DNA里开始创造具备可能性的内容。他的公司开在一个2000平方米的大办公室里，他希望未来公司的商业外延部门，“至少有两个2000平方米才行”。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做产业的野心？”听到这个问题，陈思诚脱口而出：“这怎么能叫野心呢？这是梦想，我觉得是在做一件好事啊。”他不喜欢“野心”这个词，因为“听着就不像一个好词”。
在他的构想里，2.0版本的电影公司必须降低对票房收入的依赖，不断从其他层面获得收益。“如果还是停留在传统的营利模式上，电影公司真的会死掉。”
这些不仅是他想要完成的梦想，更是他对中国电影行业未来道路的思考。“我真的是从产业的角度想，从中国电影的角度想，而不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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