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瑜：不拍电影，不是白活了吗_时尚芭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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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瑜：不拍电影，不是白活了吗

“刚刚开始尝试做第一部电影的人力量太渺小了，这个世界怎么样根本不能改变，唯一能做的是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

申瑜电脑里有一个叫母女绑架案的文档，后来她随手打了一个名字叫《兔子暴力》。剧本投青葱计划的时候，她根本没觉得能拍，就是拿出来谈论一下。后来又想，要拍的话早晚得改名。现在这成了她第一部长片，片名一直就叫《兔子暴力》。

申瑜以前是学画画的，搞过乐队，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上拿过奖——当导演好像比较合理：能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的只能是电影了。

她第一次接触电影行业是《北京乐与路》，20年前的事情了。进组第一天是外景，美术指导在田埂上远远地向她走来。申瑜当时的身份是美术助理，只有拍广告的经验。拍电影很苦，也很快乐。

（电影《北京乐与路》海报）

其实她大学毕业以后职业理想是画画，奔着梵高去的。画画和拍电影完全是两种生活：一个是孤独地在冰冷的小屋子里，一个是一伙人相互支持，同袍作战。电影打动她的地方“很恶俗的”：二十三四岁，年轻漂亮干劲十足，每个人都特别爱她。“我做的东西，在电影中是有价值的。”

这之前，上海人申瑜成长在网络时代来临之前，文学浪漫的余韵还在，她踏上了最后一辆列车，看表姐和妈妈看的文学书和杂志，文化的养料是来自于苏童、莫言那批作者。申瑜读了美院附中，学画画纯为了逃学，初中下午3点放学要补课到五六点，考美院附中的人可以去画室画画。她考上了，很多同学不开心。“人家学了三年，我就学了几个月；高中、大学的时候玩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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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走电影的路并不水到渠成：申瑜去了纪录片公司，很多工种都做过。声音、摄影、制片协调……工作了四五年。那段时间的帮助特别大，算是打开了一扇窗，当时是给NHK协拍，她开始关注社会实践，关注于新闻。

离开纪录片公司，她就知道想拍电影，但是门在哪里不知道。有一次去了电影博物馆，一面墙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知名导演照片都挂在上边，她乍一看，找不出一个不是电影学院的。申瑜想，门在那儿，去考电影学院，读了研究生。

青葱计划是这之后很多年的事情了。她读书3年，学校规定拍出长片才能毕业，拍一部毕业长片又花掉两年。时间一晃过了。毕业作业拍得很痛苦，《兔子暴力》之前她一年多都不敢看电影，信心全没了。

（电影《兔子暴力》剧照）

痛苦的根源在于钱的问题。在学校就不顺利了：上学3年没收入，读书时拍短片靠接活儿，对方找她拍纪录片，重走红军长征路。申瑜的要求是，资助自己把短片拍完——片子一共花了两三万元，这钱她都没有。长片也靠项目，资方要拍一个体育竞技故事片，特别不顺利。这部片子她把电影行业乱象基本尝过一遍，捉襟见肘、故意捣乱……拍摄时间一共10天。拍田径4×1接力，8条跑道，24个演员，剧组只有6套服装，拍完第一棒运动员，衣服脱下来给第二棒穿上再拍。她还特较劲，一定要把这个事给办了，至少看上去说得过去。夏天的银川在体育场里暴晒着拍接力赛，最后只剩她一个人拿着喇叭调动演员。别人能躲就躲了，想发脾气都找不到人，自己跟自己喊加油。片子最后没发。她挫败感很强，觉得自己可能不是这块料。但大概也有好事，她养成了习惯，第二天拍摄前要在房间里自己复盘一遍：机位调度，演员调度，画平面图，一个场景7～8张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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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青葱计划是被研究生导师谢飞赶上去的。2016年，那是青葱计划的第一届比赛。她的剧本进了5强，有100万元的项目奖金。结果揭晓之前的最后一天做提案，舞台特别像星光大道，几个导演分别从不同的路走到舞台中央做路演，资方、导师、媒体和影评人的坐席环绕舞台。申瑜的剧本是被导演李玉领走的，和劳雷影业签了约。

（《兔子暴力》剧照）

剧本改了七八稿，不停地推翻重写。难度首先是“题材并不讨喜，介于类型化和作者电影之间”。剧本最大的难度是她希望用一个悲剧故事传递出一种温暖的东西，《巴黎圣母院》做到了，她要讲的也是这个。几年里，她怀疑过电影能不能开机，但对自己做的事情没有质疑：“就像跑马拉松，很多时候好像是一种本能的机械性运动，最后冲刺的时候目标很明确，中间一直是处于一种放空的状态。我觉得做电影很像这种感觉，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做电影，枪一开，很多人跟你在一块跑，跑到后面就发现周围没有人了。”

（《兔子暴力》剧照）

《兔子暴力》拍摄地选在攀枝花：丘陵地貌，有大江大河，她要找那种人在天地间的感觉。这里很妖，一个工业城市和丽江很近。“你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工业完全是一个度假城市，离丽江、昆明都很近，才200公里。既有重工业的深沉，又盛产水果，两大产业一个是炼钢一个是水果，很像枪炮与玫瑰独特的气质。”

（《兔子暴力》攀枝花开机照）

电影的另一个气质是童年的种子：申瑜的妈妈是工厂电工，申瑜小时候被带到厂里，藏在机床后面撑把伞写作业，对重型机械有天然的爱。工厂那片被拆成废墟的地方是她的乐园，废钢铁、残垣断壁……

记者问：“赛博朋克？”申瑜打了一个响指。申瑜特瘦，头发半长不短，戴一顶礼帽压住，是那种挺酷的女性。她1977年出生，今年43岁。“赛博朋克”，这种气质出现在她的电影里。

电影拍摄的时候又太顺利。受的挫折太多了，顺利来了，她每天都要怀疑明天要出大事。做剪辑的时候，她依然忐忑，不知道电影重组以后是什么样。她的韩国剪辑师做过很多好片子，有一次特地跟她说：你放心，这是一部好电影。

（《兔子暴力》片场工作中的申瑜）

时间推到2020年，片子完成，别人知道导演申瑜，是因为在东京国际电影节首映单元提名的电影《兔子暴力》。这对导演意味着什么？申瑜的答案是，意味着国外的观众也能读懂这个故事，以及“我觉得其实电影被看到被讨论，这是最重要的”。

（《兔子暴力》剧照）

现在申瑜确定，自己是一定要拍电影的导演。“不然不是白活了吗？”但她决定不拍自己不想看的电影。她想做职业导演：既可以驾驭技术，又可以在艺术上有探索，不在类型有奇怪的洁癖。她看“电影”，是艺术和娱乐的综合，最终是文化。不管要传递什么，一段时间的享受也好、一段梦境也好，要让人接受。

（《兔子暴力》东京电影节海报）

她觉得现在的电影环境挺好：市场上有商业大片，现实主义的题材也有生存空间，同时还有实验性质的影片，从样态上看百家争鸣。她对电影生态的其他环节有点逃避心态，总体希望是制片方的伙伴去打拼，自己关注创作本身。但她说：“刚刚开始尝试做第一部电影的人力量太渺小了，这个世界怎么样根本不能改变，唯一能做的是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